从自然到人文,院士与科技考古

2008年3月6日下午,刘东生院士仙逝的消息传来,深感悲痛。尽管深知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然而仍久久不愿相信先生离我们而去的事实。确实,先生大智大慧、高瞻远瞩的大师风范,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淡泊名利、献身祖国的高尚品德,提携英才、甘为人梯的长者风度,科学登顶、誉满学界的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周昆叔先生多年来关于嵩山文化的论文和论述结集出版,对于进一步研究和理解嵩山文化,对深化中华文明性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周先生大学期间修的生物学专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刘东生先生指导下,开创我国第四纪孢粉与古环境的研究。他不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第四纪孢粉学实验室,而且用孢粉的手段解决了许多中国第四纪气候、植被环境变化的重大问题。当年孢粉分析还是一个全新的学科,鉴定是其基础,周先生筚路蓝缕,从全国各地采集、制作的上千个植物种类的的现代孢粉薄片。至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新生代古生态与古环境实验室,还保存着周先生当年精心制作绘制的孢粉鉴定素描图卡片作为标本。周先生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绘制和论证的古植被变化与华北古气候旋回图式,至今也是中国孢粉学和第四纪研究相结合的经典之作,被国内外许多论著引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Mouton
出版社1977 年版)
一书中,经常引用周先生在北京所做的孢粉分析工作来证明分析有关问题。改革开放后,国际著名的第四纪孢粉学家、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廖淦标教授到中国讲学,他开讲前的第一句话是:“周昆叔先生来了吗?”由此可见周先生工作的影响。
环境为人类本身及人类的一切活动提供物质基础、能量和活动场所。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形成与演化的重要机制。因此,上世纪早期以来,重视环境与人地关系研究逐渐成为世界考古学发展的重要趋势。1960
年代新考古学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趋势。虽然,通过文化遗迹遗物的分析研究,构建各地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过去是、将来仍然是考古学的基本任务。但通过对古代环境的重建和人地关系的分析,对于深刻揭示人类文化特征的形成、兴衰演化、区域差异等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基础。
1960
年代以来,周先生顺应这种趋势,运用自己擅长的孢粉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多处重要遗址的古环境,受到考古学界的肯定。80
年代,我国考古学界已开始关注环境考古研究问题。1987
年,周先生为了更好完成侯仁之先生委托的上宅遗址研究任务,提出用环境考古理念进行研究。80
年代后期,周先生从上宅遗址到平谷盆地,到北京平原作环境考古调查,写成我国首篇环境考古论文《北京环境考古》。由于以新的思维和视角看北京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从而得出了两点重要认识。第一,认识到由于环境的限制,战国以前的人们主要生活在二级台地上。全新世晚期,由于气候变化和平原地区的沉积加积,水患风险减小,加上人口增加和环境适应能力的提高,秦汉以后的人们开始向平原地区扩展。第二,认识到北京东北与红山文化联系密切,北京的西北与西北文化联系多,北京西南与中原文化联系多,从中看出北京人类活动区域和文化面貌的形成与变迁受气候和水系控制,也看出北京的区位优势导致文化汇聚,有利经济、文化、政治的发达,乃至国都建成。
90
年代后,周昆叔先生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把环境考古扩展到中原。这里是我国文明的主要策源地,这里系黄土高原的东南缘。他认为,只有把全新世黄土地层划分出来,并找到各层黄土与文化层的关系,才会为这里环境考古打下地层基础。于是,他带领合作团队从1989~1992
年,花了三年的时间,行程上万公里进行野外考察,终于理出头序,提出周原黄土的概念。1995
年发表了《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关系》的论文,把周原黄土分为五层,自下而上为:杂色黄土(11000-8000BP),含前裴李岗时期文化层;褐红色埋藏土壤层(8000-3000BP),含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周文化层;褐色埋藏土壤层(3000-2000BP),含战国、秦汉文化层。新近黄土层,含唐宋文化层;耕土。他既重视地质地层,也重视文化层,首开中国全新世自然地层黄土与人为地层文化层结合研究,完善了全新世地层研究,也从中看到地层环境的变化与文化演进有耦合关系。他还发现该区晚更新世马兰黄土与全新世周原黄土间为板桥期侵蚀不整合接触关系,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该区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层界限。
周先生自己将学术研究重点转向环境考古的同时,积极建立学术组织,主办学术会议,传播研究方法和成果,鼓励和带动一大批同仁、后学加入研究行列。为谋划环境考古未来发展而殚精竭力。今天,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理念和学术成果越来越得到学界的接受与肯定,促使环境考古交叉学科在我国发展,并走向成熟,周先生为此做出了至关重要的杰出贡献。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经历了独特的“多元一体”发展道路。中华文明在其发展历史上,虽然有多次列国分治的时期,也有多次周边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但文化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文明区域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原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持续性都得益于中原华夏文明的核心作用。这一点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嵩山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了中原地区的大部,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历史早期的人类文化始终处于我国前列,是我国早期文化的地理枢纽和夏商周王朝的核心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周先生对该地区环境与古文化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于本世纪初提出了“嵩山文化圈”的概念。如周先生自己所说,同“中原文化”、“河洛文化”等概念类似,嵩山文化圈是地域文化概念。嵩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有什么特点?为何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上发挥了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当今时代应如何传承与发扬?周先生不仅提出了这些重要问题,而且从山、水、土、生
和位
的角度试图深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收入本书的即周先生十多年来关于这些问题的四十余篇论文。
国内外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古环境重建,探讨自然环境同人类物质文化、聚落、生业经济、社会面貌、文化兴衰等之间的关系。对自然环境同人类精神文化和人文传统之间关系探讨较少。周先生近年来对此进行了较多思考,把环境考古学研究的范畴拓展到了精神层面。
河流和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产生活的重要环境条件,所以世界文明人地关系的研究多偏重同河流和水资源关系的探讨。我国是多山的国家。山乃水之源。我国许多人类文化遗址,尤其旧石器时期至新石器早期的遗址,多在山麓地带或近山地区分布。或许因此,我国文化中有崇山的传统。“五岳”乃我国崇山文化传统的突出代表。分布于各地的佛教、道教名山亦是这种崇山文化的体现。聚落选址、都邑营建,亦多追求“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周先生提出我国有山水文化基因,不仅重视我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同水的关系,也重视同山的关系。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既揭示了我国文化中的崇山传统,也阐释了这种文化传统起源的环境背景。
中原地区特殊有利的环境条件,人类文化得到持续兴盛发展,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周先生将这些认识上升到哲学层次,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浓厚的尚中思想。“中庸”、“中和”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治国理政、做人做事秉持中的理念,故建国立都求“地中”,做人处事讲“中度”,建筑与艺术设计追求突出中心或中轴;以中国、中华命名国家和民族;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学术机构或媒体单位都好冠以“中央”的名称。周先生主张将这些传统中的思想和文化意识以“中文化”名之,并倡导对这种文化同我国环境及文明历史特点之关系研究,同时发掘其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特色鲜明,源远流长。探秘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形成和演化规律及其同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东方沃土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中国学者的机遇与使命。周先生为此不断努力攀登,吾辈后学焉能不奋起直追!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6月16日6版)责编:韩翰

  刘东生院士创建了黄土学,他不仅是国际杰出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学家,而且是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高山科考和极地科考等领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为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被公认为中国第四纪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一代宗师! 

  刘先生一向很关心和鼓励科技考古事业的发展。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当得知考古研究所筹建14C测年实验室时,刘先生就同夏鼐先生一起推动了地质所和考古所的合作。在他们的共同支持下,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艰苦奋斗,1965年,我国终于建成了第一个14C测年实验室,并测出一批准确的年代数据。70年代后,14C测年技术获得广泛应用,全国几十个实验室测出了数以万计的考古和地质年代数据。1981年,刘先生领导的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之下设立了14C年代学组,后扩建为第四纪年代学委员会。刘先生曾亲自参加全国14C学术会议,并在会上表扬我国14C测年工作者‘安贫乐道’,为国家做贡献。1989年,又为《中国14C年代学》一书写了序言,强调要促进14C年代学与晚第四纪各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以求更有效地发挥14C年代方法的作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推动地质学与考古学的合作,全新世委员会成员中也不乏考古学家。与此同时,他还曾多次参加我们组织的科技考古领域的学术讨论会,做特邀报告或主题报告,下面是先生几次报告的主要观点。 

  2000年4月,在以“科技考古”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先生精辟地指出,迄今为止,有关人类起源的地区都落在季风区范围内,这中间应有内在的联系,值得深入探讨。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点明,黄土区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密切,也值得深入研究。 

  2001年3月,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召开的“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研讨会上,先生作了主题报告:“黄土高原人类纪以来的环境与中华文明”。明确指出,我国黄土堆积的主要地区是世界上旱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以旱作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与以灌溉农业为基础的其它地区古老文明,无论起源和发展,还是形成模式,都有明显不同。 

  2005年5月,国际第35届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先生欣然应允为大会作了特邀报告,他以“黄土之路——人类进化之路”为题,以第四纪黄土的产生与演变为背景,阐述了中国大地的古人起源、进化和繁衍以及古代文化的兴衰与古环境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之后,先生又将黄土之路向西一直延续至欧洲,向我们展现了远在草原丝绸之路前,中西方或欧亚大陆间,即有着基于黄土的天然联系。 

  显然,以上内容,仅仅节选自先生“客串”科技考古学术会议的报告。尽管如此,已足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领悟到先生所创的“黄土学”是多么博大精深,也足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感悟到先生治学之严谨、追求之执着。在这方面,先生无疑是我们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 

  2005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先生满腔热情地给予了关心和支持,他和席泽宗、吴新智院士一起担任名誉系主任,并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建议筹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生院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 

  然而,正当我国科技考古事业日新月异发展之时,先生走了。我们感到无比地悲痛和无奈。为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我们将和其他受到先生恩泽的专家一样,以先生为榜样,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将毕生献给祖国的科技考古事业。 

 

本文作者:仇士华、王昌燧,文章摘自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学部通讯》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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