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的文化解读,兼论基督徒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斗争中,有一批爱国的中国基督徒参与其中。他们为什么投入这场革命运动?革命与信仰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日知会是基督教圣公会创立的一个革命宣传机构,其中部分成员具有革命者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20世纪初叶,他们在宗教的掩护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的分析,说明基督徒中不乏同情、支持和参与中国革命者,日知会同志参与革命事业的业绩,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史上留下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一页。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体制,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斗争中,有一批爱国的中国基督徒参与其中。他们为什么投入这场革命运动?革命与信仰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一、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
1901年,中国牧师黄吉亭和胡兰亭在武昌创办了书报阅览室,他们从上海等地购进大量进步书刊,任人备览,以日求一知,故取名“日知会”。因为有美国圣公会背景的掩护,日知会所购新书日报甚多,公开宣讲,批评政俗。1906年,革命党人刘静庵等人对日知会进行改革,并订立章程,发布《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刊,每周日在教堂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国之道。自此,由基督教会开办的阅览室演变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许多革命者以读书学习为名,在日知会内进行革命宣传。1907年元月,因叛徒告密,刘静庵等9位日知会员被捕入狱,5年之后刘静庵病死狱中,时年36岁。
在反清宣传活动中,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文华书院表现突出,如师生创办进步刊物《文华学界》,刊发的文章常隐有革命宣传之意,编者作者常用的笔名有“新中国之新国民”、“先觉者”、“法兰西士”,学生们常以革命为谈资,学校充满了自由民主的气氛。教师余日章、张纯一合作创作了文华学生军歌,歌词为:“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军歌本为学生军操课所用,后被“救世军”传唱到校外,并广为流传。武昌首义时,新军高唱“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的歌曲,投入与清军的战斗。
武昌首义中,余日章(后担任基督教男青年会总干事)贡献颇大:他发动武昌圣公会医院的医护人员组成“红十字会”,奔赴前线救护军民;汉阳失守后,任“总理后路粮台”,在枪弹中为起义军采办军粮。
文华书院亦有学生直接参加了战斗,如董楚臣经黄吉亭牧师介绍任黄兴传令官,参加刘家庙战斗负伤;曹道兴参加汉口之役,其妻傅翠云也加入学生队,因作战勇敢,被称为女将军。红十字会有基督徒女医生张竹君,救援中表示“尽我天职,其他均非所计”。随着战斗伤员不断增多,一些教牧人员组织基督徒参加救护工作,并建立临时战地医院。
二、革命者皈依基督教的原因
日知会精英除了黄吉亭、胡兰亭牧师,还有领袖人物刘静庵,以及骨干余日章、殷子衡、曹亚伯、张纯一等。当年参加革命的基督徒皈依情况分为两类:一是革命前已经受洗,如余日章,其父余日卿为圣公会牧师,这类基督徒接受信仰多受家庭影响;二是革命中与教牧人员过从甚密,通过日知会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并把信仰理念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中的代表有刘静庵、殷子衡等。
刘静庵因为痛恨朝政腐败,希望以从军入武的方式来改造社会,遂加入军队,后遭猜忌而离开,其间曾至民间考察,宣讲民族主义。通过社会实践,刘静庵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他接受基督教信仰是通过曹亚伯结识了胡兰亭牧师之后。与大多数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刘静庵“服膺教义”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其特点是把基督教义中的拯救观、博爱观作为救世的真理,并与中国文化元素融合,进而使救国思想一步步升华。比如他在狱中每日必做祷告,常引中国古代哲学配合圣经所讲道理,转授同狱难友。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他逐渐厘清了革命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即信仰是理念,能够指导革命行动。他说:“……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把基督教的拯救观升华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以此作为革命的锐利武器,是刘静庵信仰基督教的一大特点。他主持日知会,全力进行宣传鼓动,培育了整整一代湖北的革命觉人,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基础;入狱之后,他受尽酷刑,但毫不屈服,时人称为铁汉。后人对其评价为:“革命最力,信教最笃……在狱五年,未尝一日废学。”
殷子衡参加革命的动机与刘静庵相似,他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参加辛亥革命的动机有三:其一是从留心时务而起,其二是从读书有感而起,其三是受慈悲心的驱使。他出生在传统文化颇为浓厚的家庭,由同情心和忧国忧民的思想而产生了革命冲动,与刘静庵等人被捕入狱之后,其宗教信仰渐渐与刘静庵走到了一起。牢狱生活给殷子衡深入了解基督教信仰提供了机会,他受刘静庵引导,阅读圣经,探讨教义,在理性地对儒家、佛教和基督教进行比较之后选择了基督教信仰,皈依并取教名“勤道”。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儒佛思想“独善”的内敛性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动力,而基督教的外推性,以及博爱、服务、牺牲的特点,可以与相革命契合。
与刘静庵、殷子衡不同,张纯一是通过参与教会活动,与牧师及基督徒交流,而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好感。张纯一曾任文华书院国文教习,经常出入日知会,并参加教堂礼拜。他发现基督教“不辨妇孺皆可实践,信可率人以共由”,遂于1905年受洗。在信仰的历程中,张纯一还认识到:“以欲革新国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并创造军歌,进行宣传。
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党人皈依基督教,并作为一个群体参与社会变革运动,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即基督徒的人格魅力,以及基督徒相互影响、相互感染、相互鼓励和相互支持的奉献精神,如刘静庵结识胡兰亭、黄吉亭等爱国开明牧师,殷子衡在狱中向刘静庵学习基督教义而皈依等都说明了这个事实。
三、基督徒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
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文化冲突激烈。面对数百次大大小小的非教风波,国家的无能、民间的发泄以及中国民众遭到严酷惩罚的教案结局,使中国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神信仰,在中西文化冲突、信仰与非信仰的矛盾之中,中国基督教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基督教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的自我身份认识开始发生转变,基督徒认为:“国之休戚荣辱,即民之休戚荣辱。未有国将亡,而民独能幸安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祖国,我们怎能爱我们看不见的天国。”参加革命的基督徒都十分明确自身的定位: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基督徒。在民族意识觉醒、爱国热情不断高涨的形势之下,以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投身于革命成为必然:黄吉亭和胡兰亭于武昌圣公会内设立日知会,目的是开风气,传新知;刘静庵、曹亚伯改造日知会,宗旨是反帝制,救中国。
在救亡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平信徒与教牧人员看法稍有差别:对于刘静庵、曹亚伯、张纯一、殷子衡等基督徒而言,救亡与基督信仰并无冲突,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时候他们会因为救国而选择了皈依。对于胡兰亭、黄吉亭等中国教牧人员而言,不仅仅要将上帝的福音传播给国人,而且要关注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他们看来,救亡和信仰是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椭圆的两个圆心”。
胡兰亭、黄吉亭“是具有民族色彩的基督徒领袖”,他们不仅“忠心教会”,而且“酷爱国家”。两位牧师协助革命者改组日知会,积极营救革命党人。1911年6月刘静庵瘐死狱中,胡兰亭将怀念刘静庵的《狱中信徒》印刷出版。他们积极拓展教务,成立“中华圣公会”,开启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之先河。
黄吉亭支持甚至参与革命的行动在教内外颇有知名度,1904年,黄吉亭在长沙营救黄兴,与革命党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07年,黄牧师赴日,当时的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浙江奉化人,曾任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外交要职)对黄吉亭说:“你可算是革命党了!”黄一笑置之,表示出大无畏的气魄。
基督徒参加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徒群体开始走向成熟,他们在思考信仰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中,明确了个体在社会的定位和责任。
四、基督教教义对革命者的启发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展示出一种救世性、入世性。基督耶稣道成肉身,降生在贫穷卑微的木匠家庭,一生备受凌辱与迫害,最后被钉上十字架,以自己的鲜血完成救赎世人的重任。这种救世精神和解放式的信仰理念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救亡思想恰好契合,在竭力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者眼中,耶稣就是一个救世人出水火的革命者,如殷子衡曾说:“对于耶稣舍身救世的热心,我是非常钦佩的……福音的道理是救世的道理。”张纯一也认为,耶稣“甘服众役,不惜牺牲以利他”是“医吾国自私之良药”。
基督教倡导爱人如己,每个人都是灵、魂、体的结合,作为一个属灵的人,尊严、自由、和平都是与生俱来的。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无论贵贱贫富,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基督徒应该博爱互助。在基督徒刘静庵看来,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精神与革命党“为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宗旨不谋而合,他认为革命者应将基督教的道理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因此他在狱中常“予求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
最能说明基督教教义对基督徒革命者产生影响的是刘静庵在狱中书写的一副对联:“大块噫气嗟劳苦,帝天无言遂生求。”条幅的核心是最后一个字――“求”,“求”即“求道”――即民主、自由之道,摆脱封建统治之道。两句联文体现出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基督徒,在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誓死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决心。
作为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参与革命是直接从基督教教义中汲取养料,他曾陈述参加革命的缘由:“耶稣基督以自由、平等、博爱、牺牲、服务、立教,与罪恶势力,绝对不能妥协,本是革命的大势力。我们从前已有不少的同道努力于革命工作,或为倡导者,或为牺牲者……我们愿为奉教救国的克林威尔,而断不做卖主求荣的犹大。”黄吉亭的善恶观、是非观十分清楚,他的言行也带动了更多基督徒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
国家危难激发了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感情,民族感情与基督教的拯救观、博爱观相融合,使得基督教教义对中国基督徒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感。把爱祖国的政治理念与爱上帝的宗教信仰有机结合,将基督精神融入爱国情绪,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基督徒参加革命的鲜明特色。爱国基督徒坚忍不拔、义无反顾,追求民主、追求光明的革命精神,爱祖国、爱同胞的博大胸怀,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上留下了永远值得纪念的一页。
(作者系湖北大学法学系教授)

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论文摘要]:日知会是基督教圣公会创立的一个革命宣传机构,其中部分成员具有革命者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20世纪初叶,他们在宗教的掩护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对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的分析,说明基督徒中不乏同情、支持和参与中国革命者,日知会同志参与革命事业的业绩,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史上留下了有意义有价值的一页。
[关键词]:辛亥革命前;日知会;革命活动
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学术界虽已进行得比较充分,但对辛亥革命前曾活跃于武昌的革命团体日知会却研究较弱。日知会是美国圣公会的附设机构,其成员很多既是革命者,又是基督徒,在20世纪初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拟以武汉日知会在辛亥革命前开展的革命活动为例证,讨论这一特殊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用。
一、日知会的创立及改组
日知会是基督教新教圣公会的附属机构,他的创立归功于武汉圣公会两位中国牧师黄吉亭和胡兰亭。黄、胡二人是鄂湘教区最早的一批中国神职人员,早年就读于美国圣公会开办的武昌文华书院,毕业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学习,分别于1891年和1893年授会吏职。作为中国神职人员,他们并不满足仅仅将上帝的福音传播给国人,而是关注祖国的命运,“胡黄均有心革命”[1]。1900年复活节,黄、胡二位牧师在武昌高家巷教堂组织“中华圣公会”,在教会之前冠以“中华”二字,表达了他们希望建立独立、自主的基督教会的心愿。1901年,黄吉亭任圣约瑟礼拜堂会长,在府街圣救世主堂创办了书报阅览室“日知会”,托友人从上海等地购买进步书报,利用教会的特权公开陈列书报任人备览。
1902年,黄吉亭奉殷德生主教之命到长沙租屋开堂,将日知会的工作带到长沙。黄吉亭调离长沙后,武昌日知会的工作由胡兰亭负责。胡兰亭将日知会迁往高家巷的圣约瑟堂,并扩大了日知会的规模,“所购新书日报甚多。星期公开宣讲,批评政俗,无所忌讳”[2]。日知会逐渐成为武昌传播西学,针砭时政的中心,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张难先、殷子衡等出入日知会,宣传反清思想。日知会1901年初设之时仅为美国圣公会传播西学的书报阅览室,后来在基督徒刘静庵、曹亚伯等人主持下性质发生变化。
刘静庵,湖北潜江人,1903年加入黎元洪新军担任书记,1904年与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组织了科学补习所。同年夏,因黄兴写给他的信函落入他人之手不得已请辞。长沙起义事泄后,武昌科学补习所受到牵连,刘静庵躲避在武昌圣公会胡兰亭处,并作为读者出入日知会,后接受胡兰亭施洗归主,教名“保罗”。胡兰亭对刘静庵爱国热情敬仰有加,对其革命行动多所支持,聘他为日知会司理,并推荐他出任文华书院神学班国文教习。1905年,科学补习所被封,刘静庵决心重组革命团体。在曹亚伯、胡兰亭的协助下着手改组日知会,解散的科学补习所成员又汇集起来。“因附设于圣公会也,故推胡兰亭任会正,刘静庵副之,干部有评议员五,选举冯特民、陆费逵、李亚东、濮以正等任之……广结同志,宣传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小册子,如《猛回头》《警世钟》诸书,渐次军学两界之有心革命者均归纳与高家巷日知会”[3]。日知会由圣公会的宣教机构变为“两湖革命党的枢纽”[4],虽“仍用日知会名义,惟质变耳”[2]。
日知会改组后,刘静庵把发展会员作为首要任务。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记载,改组后的日知会人数“于法人欧几罗来演说之前,军学两界之入会者数约万人。”[3]但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所载有姓氏者不过118人[2],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记录的日知会会员140人[5],张祥麟《日知会人传》列有139人[6]。笔者搜集记录最多的乃是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其中列有名可查的会员182人[7]。据此推断,日知会正式会员不到200人,但由于它成立初是一个书报阅览室,从“读者”的角度进行统计,应是曹亚伯所说的“约万人”。日知会会员主要来自军界、学界、新闻界和宗教界。军界会员最多,宗教界人士主要是美国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友,除胡兰亭、黄吉亭、刘静庵、曹亚伯外,还有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文华大学教授张纯一、圣公会牧师刘藩侯、余文卿以及基督徒殷子衡等。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L.H.Roots)和副主教孟良佐(Alfred
Cilman)对日知会的革新活动给予暗中支持。 二、日知会的活动特色
1、以日知会为宣传革命的阵地。刘静庵主持日知会后“勤奋宣传不遗余力”[3],阅览室“购列新书新闻杂志甚多,日来观者,踵趾不绝。因输其革命义旨,散布《猛回头》、《警世钟》诸编启之。”[2]圣公会教堂“每星期日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及现今救国之道”[2],会务“极形发达”。随着日知会的发展,1906年2月刘静庵召开干部大会,订立章程,设干事、评议两部,公推刘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等为干事,共20余人。刘静庵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满清纳拉氏常言并将中国妄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为中国又要再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日前同志曹亚伯由湘来鄂,与胡兰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议扩充日知会。现曹君已往日本从事运动。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备就,应成立干事部。此干事部多军学两界人士,以后一切责任及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亡国奴,岂为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3]。
可见,此时日知会仍将“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作为其宗旨,将自身定位于一个宣传机构。
日知会宣传革命的形式多为集会演讲和散发革命书刊。演讲会原本一月举行一次,后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举行,有时以做礼拜等宗教仪式为掩护,对外宣称读书报告或放电影、做物理化学实验,实则邀请各界人士讲述国家形势和各国革命。“演说内容,初系说明局势,暗示有革命的必要,以后就坦直宣传革命,辞意激昂,有时声泪俱下,很能吸引听众”,“每每延至初夜”[8]。同时借教会宣道之名在军队中开展宣传活动,并采用露天大布道的方式接近不去教堂和阅报室的士兵。日知会会员很多在中小学任教,利用课堂激发学生的反清思想。日知会还自编了《作新民》、《破梦雷》、《训兵谈》的小册子。湖南留日学生姚宏业因国事激愤投黄浦江自杀,日知会将其绝命书散布各处,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会员李亚东在日知会创办了军事界报刊,月出一册,以“振发军队精神”为宗旨。报刊分军事学教科、军事学研究、军事学、普遍军事杂志各大纲[9];作为《民报》发行负责人之一的曹亚伯借用教会的掩护通过日知会把《民报》运往湖北各地;日知会在军中“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兵士之床”[3],“更广布宣传文籍,如《民报》及《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孔孟心肝》诸书,几于各军兵士人手一本矣。”[3]日知会的宣传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离不开圣公会会吏胡兰亭、黄吉亭的协助,也离不开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的默许和支持。会员们组织的活动多以教堂讲道或外出布道的形式进行,日知会骨干曹亚伯认为,“宗教机关固以德育智育为救世之先锋,而耶教宣传之法尤为适合时宜”[3]。日知会特有的美国教会背景使得官府不敢妄加干涉。同时,由于“每逢礼拜假日至日知会阅书报者更多,兵士学生习以为常,因而做礼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3]
日知会的经费主要靠乐捐的方式获得。“开办之日吴禄贞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费”[3],以后每月都由会员捐献,据刘藩候保存捐册记载,多捐二三百文,少的一百文[3]。由于会员多出自贫困家庭,经费拮据,很多活动要靠借贷维持,故会中活动间歇现象时有发生[9]。
日知会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宣传工作奠定了武昌首义的基础。日知会在军中的活动使得兵士“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3]。经日知会努力,“就重点说,在新军两万人中,倾向革命的已达十分之一;就一般说,社会民众已听惯了革命言论,不像从前那样畏避,至于仇视革命、硬作对头的人,已经成为少数了”[9]。日知会的影响还远及外省。圣公会九江教区牧师胡厚斋听过刘静庵演讲深受启发,在九江也开办了阅书报室和平民学校,“九江军学两界及绅商有志之士与海关人员受书报之益而秘谋革命者亦日多”[3]。贺觉非评价道:“日知会影响所及,除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外远至东北和新疆伊犁。后此湖北革命组织更多由此派生”[10]。冯自由也认为“日知会盖庚子唐才常富有票一役失败后,湘鄂二省革命之策源地”[1]。
曹亚伯东渡日本在中田重治主教开办的圣书学院学习,与孙中山多有交往,他将日知会的情况介绍给孙中山,引起孙中山的注意。1906年9月,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法人欧吉罗来汉调查革命组织,刘静庵在日知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一百多人,影响甚大。欧吉罗以法国大革命推翻路易十六专制统治成功为例,盼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与会者“闻之热血怒潮,莫不奋兴也”[3]。
2、营救革命同志。在清政府捕杀革命党人的关键时刻,会中的基督徒参与了营救革命党人的活动。
1903年,黄克强受军国民教育会派遣从日本回国,途径上海时经常参加圣彼得堂的宗教活动,与圣彼得堂的会吏吴国光相识。黄克强回湘前夕,吴国光致函黄吉亭云,“望阁下收入登册记名为妙”[11]。回湘后,黄克强在长沙主持明德学堂速成师范班的工作,以教书做掩护,积极宣传反满革命,时常出入于长沙日知会,与黄吉亭讨论时政,交往甚密。长沙日知会周围聚集了像黄克强、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青年。1904年2月,黄克强联合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同时制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行动方案。随着组织的扩大,华兴会定于“十月十日乘西太后七十生辰”长沙发难,并积极与湖北的科学补习所联系,希望“湖北响应”[2],由曹亚伯担任鄂湘联络员。华兴会在长沙处于半公开状态,起事风声早在街头巷尾流传,加上有人告密,起事计划被清政府探悉。黄克强、宋教仁、胡宗琬等参与起义的华兴会会员和会党遭清廷大肆围捕。黄克强藏身于圣公会月余,待风声稍过,黄吉亭将黄克强送至汉口。临别前黄吉亭嘱咐黄克强“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3],黄兴的名字即由此而来。长沙破案后,宋教仁不知起义事泄,仍按计划来长沙运军火,幸遇黄吉亭和曹亚伯。二人将在衙门工作的圣公会教友记录的有关案件口供拿给宋教仁,宋始知变故,二人又不遗余力护送宋教仁离开长沙。
日知会附设于美国圣公会之内,在宗教的掩护之下,会员们鼓吹革命,提倡社会的变革。关于日知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有观点认为日知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是同盟会在湖北的分支机构。笔者认为:日知会和同盟会的成员多有重合之处,许多日知会骨干成员如刘静庵、曹亚伯、冯特民、胡瑛等都加入了同盟会,日知会会员余诚还是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会长,但二者并非隶属关系,很多日知会会员都坚持自己的日知会身份而不入同盟会。
三、基督徒参与革命原因分析
1、自我身份的认同:中国基督徒。日知会是圣公会的爱国教牧人员组织的文化机构,会员们在20世纪初叶积极投身反清运动,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爱国行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近代基督教伴随着殖民者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和抵抗,但经过数百次大大小小非教风波,教案之后的受益者总是教会。面对国家的无能,民间的发泄,中国民众遭到严酷惩罚的教案结局,中国基督教界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在中西文化冲突,信仰与非信仰的矛盾之中,中国基督教应该走什么道路?中国基督教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基督徒的爱国意识开始觉醒,“国之休戚荣辱,即民之休戚荣辱。未有国将亡,而民独能幸安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2]保护中华民族的世俗利益理所当然成为一己重任,有的基督徒认为,“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祖国,我们怎能爱我们看不见的天国。”[13]
黄吉亭和胡兰亭于武昌圣公会内设立日知会,初衷为开武汉风气,灌新知于平民;刘静庵、曹亚伯改造日知会,宗旨是反清救国。文华大学学生严家麟因体弱不能参加军事革命,于是将英国人贝登堡创立的童子军制度移植于文华,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童子军。
对刘静庵、曹亚伯、张纯一、殷子衡等基督徒而言,“救亡”与基督信仰同等重要。如张纯一初接触基督教时并不关心政治,后来因为时常阅读西方政治哲学书籍,“因思其教既为欧美两洲人所崇奉,岂竟无英俊贤哲出其间,亦必有道焉足以餍其心,后始稍稍注意”。1904年,张纯一任文华国文教习后,经常出入日知会,并于圣公会内做礼拜,“始觉新约书所以载道”,此后渐被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感染,认为基督教“不辨妇孺皆可实践,信可率人以共由”,是“医吾国自私之良药”,遂于1905年“受洗礼于圣公会,以欲革新国家,非先自痛除身心之污染不可”①。刘静庵认为:“我们要想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呢”,“基督教可以救自己,可以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只有“皈依基督,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工夫”②。
对胡兰亭、黄吉亭等中国教牧人员而言,由于其所受的系统的神学教育和牧师职责,救亡和信仰是同等重要的,“是一个椭圆的两个圆心”[14]。胡兰亭、黄吉亭“一方热心教务找寻迷失的羊,另一方尽瘁国事推翻亡清的专制政府”③。作为神职人员,他们积极拓展教务,开屋设堂讲经说道,成立“中华圣公会”,深受教友爱戴;他们协助革命者改组日知会,积极营救革命党人。1911年6月刘静庵瘐死狱中,胡兰亭将怀念刘静庵的《狱中信徒》印刷出版,“会中有人为兰亭危者,兰亭一笑置之”。后人评价二公“对两湖党人之爱护,现若张继、居正、冯自由、邓家彦诸巨公谈及,均赞不绝口”[2]。
2、宗教因素:耶稣的“革命性”和博爱精神。基督教从其产生之始就以救赎精神展示于世人。基督耶稣最后被钉于十字架,以鲜血完成了“救赎”的使命,“凡为公义丧失生命者,必赢得生命”(《新约圣经·马可福音》)。这种救赎精神和解放式的信仰模式与20世纪初民族救亡的思想极为印合,例如殷子衡在皈依之前曾说,“对于耶稣舍身救世的热心,我是非常钦佩的”;“福音的道理是救世的道理”①。基督教倡导爱人如己,无论贵贱贫富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基督徒应博爱互助。在刘静庵看来,这种博爱精神与革命党“为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他认为基督教“可以救国家”①。主张反清的革命者应将基督教的道理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国家危难激发了中国基督徒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使得基督教的教义获得升华,反过来,基督教理念又为基督徒的民族感情提供了信仰的支撑。
3、圣公会鄂湘主教吴德施个人的因素。美国圣公会鄂湘主教吴德施的个人影响是促使武汉圣公会积极参与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美国教会的法规,其所属传教区主教有着比美国普通教会主教更大的权力和威信。”[15]吴德施正是利用了自己的特殊地位的身份帮助中国的爱国基督徒进行反封建反殖民侵略的革命斗争。
吴德施,美国伊利诺州人,哈佛大学毕业。1896年在美国“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倡导下来华传教。他为人开明民主,同情中国的处境,积极反思西方在华的所作所为。“我们要低头俯首想想,在美国我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大不列颠在中国对鸦片通商的处理所铸成的大错和自私的行为……表现得太过火了”。在他看来,中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具有值得称道的品质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如果给予她相等的机会,她必定能赶上其他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在西方留学的中国学生优秀的表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如果我们把这个民族看作是衰颓无能的民族,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16]。对于传教方针,吴德施认为,“各国各族各俱爱国之心,故理所当然,上帝所使然,而教会切不可以为非然者”④。
在吴德施的支持和默许下,圣公会和文华书院的革新风气日盛;革新活动的中心圣约瑟堂——日知会逐渐地走向革命化;刘静庵等爱国人士被捕,吴德施利用教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与莅汉的穆德、美国驻京领事向清政府施压,积极进行营救;为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吴德施在圣公会刊物《Sprite
Of
Mission》(1909年10月号)发表《刘静庵——囚徒》一文,称赞刘静庵是一位品性高洁、博学爱国的基督徒,“他仍在狱中为囚,我们心中充满着对这位无辜的囚犯的同情和对那些酷吏、叛徒的义愤”[17];武昌首义中,吴德施又动用鄂湘教区的传教资源救助伤病、筹集款项,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由于吴德施开明策略,武汉圣公会具有开明向上,支持基督徒参加爱国运动的倾向,教会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据20世纪初期英国驻汉领事朱尔典在备忘录里透露:他之辛亥革命前新军内部之革命党人筹划起义的情报,是从美国圣公会那里获得的。民国建立后,因各派势力纷争,殷子衡对政治颇感失望,决心受洗于圣公会。当有人问他:“各地都有教会,何以一定要到汉口进圣公会呢?”他回答,除了圣公会“宽宏大量”的特性,一个重要原因是武汉圣公会在吴德施领导下,孟良佐、胡兰亭、黄吉亭等营建的开通、自由氛围,以及从日知会延续下来的爱国传统。
近代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是以强势文化的态势将西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思想意识引入中国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国人不免将基督教混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事实上,基督教来华传播是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由于基督教各宗派来华背景不同,各派传教士的素质不一,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也不一样。美国圣公会领导之下的日知会以及圣公会的中外教牧人员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是中国基督徒参与革命斗争一个典型例证。
参考文献: [1]冯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3]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2。
[4]陆丹林:《革命史谈》[A].荣孟源、章博锋:《近代裨海》[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6]张祥麟:《日知会人传》[J].湖北方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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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鸿勋:《日知会》[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9]刘望龄:《黑雪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1866-1911)》[Z].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10]贺觉非:《日知会列传·刘静庵》[A].贺觉非:《辛亥革命首义人物传》[C].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2]郁芝明:《基督徒之爱国观念》[J].中华圣公会报,1918,。
[13]徐台扬:《基督徒与爱国》[J].中华圣公会报,1936,。
[14]Dzune,F.C.,“Prophecy as to the Future of China”,[J].IN
St.John’s Echo(April 20,1901). [15]Charles P.Gilson,“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in China”[J].Nov.
12,1949,U104-183,110-112. [16]Bishop Roots,“The Apologetic for
China”[J].Chinese Recorder,Jan,1910.
[17]陈忠:《中国人民的朋友——吴德施主教》[A].《中华文史资料文库》[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注释:
①张纯一:《述归命基督之由及对教会之观念》,载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7年。
②殷子衡:《殷子衡先生皈依基督自述》,由鄂湘五运委员会1931年印行。
③《日知会史料》,藏武汉市档案馆,案卷460,全宗112。
④吴德施、胡志坤:《教会宗别·圣公宗》,载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文化基金会联合出版,1983年。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长江中下游地区基督教研究”[批准号01BZJ005])
(作者单位:康志杰:湖北大学政治系;王威:河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