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求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萧邦齐(R. Keith
Schoppa)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研究学者,早年就读于夏威夷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师从美国中国史研究大家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与杨格(Ernest
Young),研习中国历史,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in
Maryland)亚洲史讲座教授,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国精英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等。2011年,萧邦齐关于战时中国难民的专著In
a Sea of Bitterness: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迅速引起西方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柯文(Paul A.
Cohen)、何伟林(William C. Kirby)、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等著名学者都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201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易丙兰翻译的中文版,题为《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

编者按:
2009年1月11日,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就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者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这些意见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当有启发意义。因此,特邀请参加会议的部分学者笔谈如下。

近年来西方学界从社会或民众的视角出发研究抗战史的著述较多,且有很多学者集中讨论战时中国难民,比如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战争中的中国民众:苦难与社会变革(1937-1945)》(Chinese
People at War: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1937-1945)和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的《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Wuhan,1938:War,Refuge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都用以相当的篇幅讨论抗战时期的难民。萧邦齐的研究以战时浙江的难民危机及其应对为研究对象,除了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难民以外,该书有大量篇幅是讨论有组织的机构难民,包括政府、学校、工厂等。另外,区别于我们通常理解的战时从东南沿海向内地的迁徙,该书所讨论的战时浙江的难民迁移基本是在省内,从省内的沦陷区向尚未落入敌手的区域迁移。与单一的沦陷区和大后方不同,抗战时期浙江属于随着战事的进程不断发生着时间与空间位移的“游击区”,其战时社会的图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当然该书所涉及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难民迁移本身,更重要的是考察战时环境尤其是官方应对战争的机制、政策、效能对于难民的影响。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该书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视线的下移,使得战时历史更为“在地化”和“日常化”。在各章节的叙述中,视角限定在省界,基本上不涉及中央政府,除黄绍竑和丰子恺以外,大多数人都属于历史上的小角色,在既往的历史表述中不具有主体性,比如战时的县长、商人、校长、学生及其他身份的普通难民。该书使用了大量个人的回忆资料,除了事实陈述外,还有大量心理体验的描述,尤其是丰子恺的记述,心理描述较多,对于体验战时难民迁移过程中对陌生环境的警觉、对于未知威胁的恐惧和对不可预知前景的焦虑等等有相当助益。萧邦齐对于难民迁移的环境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都做了细致的呈现,包括难民迁入引起的“土客矛盾”、难民的融入问题、对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影响等等,类似分析只有在具体的地方场景中才能得到呈现和理解。

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间就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建立了共同的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大约在同一时间,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日本与韩国在2002年开始了由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在2005年告一段落后,于2006年开始了第二期的共同研究。从2006年开始,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学者也开始了作为两国对话机制之一的共同历史研究,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年。

该书最后三章没有讨论与难民迁移直接相关的内容,而是借助“焦土政策”、贸易与走私和细菌战三个个案,来重新审视战时浙江军政当局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举措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从而将战争中除入侵者以外对民众生活影响非常大的另一主体——在地的军政当局纳入考察视野。第十章主要讲述了浙江抗战史上破坏杭州电厂、炸毁钱塘江大桥、衢州机场的三毁三造、封锁宁波港等一系列事件,对于战时中国政府奉行的焦土抗战的逻辑——以不资敌不为敌所用为原则但不考虑中国民众所承受的苦难和代价做了重审。第十一章集中讨论了战争如何改变了浙江省内贸易结构、商业路线以及走私问题,研究表明,战时贸易与走私背后仍然是实用主义的利益驱使,生存压力下出现的某些区域合作与抵抗的模糊性显示了民族主义话语解释的乏力。最后一章集中考察了宁波、衢州和义乌三地政府应对日军所发动的细菌战的机制与效果的差异性,展现了地方应对鼠疫的成败实际跟不同政治文化、地方精英的作为、地方的开放性等在地化的因素有密切关系。

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共同编写教科书的目标在经历数十年努力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欧洲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经验是否适合于亚洲,特别是东亚,中、日、韩等国学者间是否可以进行历史问题的对话,就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当然,对于上述共同历史研究的结果尽管还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与评价,但共同研究的过程都涉及到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这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目标,历史学者都在围绕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而努力。而在这样的探索与思考中,学者们也逐渐注意到了以往局限于一国视角的研究中的缺陷与问题。

该书的视角与叙述模式反映了西方近代中国研究的一些普遍趋向,与国内学界存在不小的差异。从史料基础来看,萧邦齐使用的材料都是比较常见的地方文献,比如地方志、文史资料、回忆录等,甚至关于难民迁移和丰子恺逃难经历的部分相当大程度上是依据张根福和白杰明的相关研究做的重述。以国内学界的眼光衡量,该书的史料基础无疑是较为薄弱的,征引文献的数量不足且形式单一。档案文献的缺失制约了该书关于政府应对难民危机的相关论述的说服力,另外史料的单一也使得很多问题未得到充分的解释。但西方学者的长处在于视角的转换,比较常见的是对于民族国家叙事的解构,萧邦齐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摆脱国家立场的叙述,而回归到个人和地方的视角,从而揭示被遮蔽的历史。萧邦齐指出,“随着战争的到来,个体和家庭拼命地在自己身上覆盖上保护罩——挽救自己、家人和故乡,成为焦点的是本土、本地,而非国家”。此外,萧邦齐的研究中多个个案表明,在战争环境下国军对难民构成的威胁和实际侵害与日军是并存的,比较常见的是抢劫、征用劳力和物资。政府应对难民危机的无能及焦土抗战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更大,加剧了民众的苦难。这些面相在既往国内的研究中是比较受忽视的。

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其实并不仅仅表现在学术研究层面,而是深入到政治层面与民众感情层面,所以历史学者必须意识到解决这两个层面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除了视角以外,《苦海求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叙述,同样从国内学者的眼光来看,书中大量的史事陈述,有点类似梁启超说的“能铺叙而不能别裁”的旧史学,但这在西方近代中国研究领域其实比较常见。从出版的受众角度而言,西方很多研究著述也可以很畅销,其实反映了西方学界对于历史的理解已经从“形式上的知识”到“非形式的体验”,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的写作不仅是要告诉读者以前发生什么事,还要让读者能够体验、感受、经历过去发生的一切。这样的转变尤其需要依赖个人主体化的叙事,萧邦齐的书中大量的个人表述实际上即是为了让西方读者去体验战时中国难民的“苦海求生”的经历。从阅读体验上,萧邦齐书中第三、四、五章构成了该书引人入胜的重要部分,作者分别呈现了丰子恺、冯宗孟、汪梦松、金锡辉、章达庵和吴英才等人的逃难故事。与国内抗战史论著较为常见的概括性与注重分析的叙述相比,这些多样化活态化经历的挖掘与呈现有助于读者去体验和审视战争对于平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政治层面的对话主要是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判断,即是否明确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这本来是战后在两国间主要政治文件中明确的结论,也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但战后日本政界始终存在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势力,说明政治层面问题的彻底解决并不那么简单。最近,日本自卫队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否认日本是侵略国家的文章受到奖励,在自卫队中还有相当多的呼应。证明直到今天,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政治判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原则性的问题。

如果与国内日本侵华与抗战史研究做一个对照的话,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国内学界对于日本侵华的研究,非常注重屠杀、抢劫、强奸等直接暴行的研究,而对战争对社会的损害非直面的慢性影响则关注不够,或者是因为表述起来在显示度上不足以达到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效果,但实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萧邦齐书中提到的难民,大多未直接受到日军暴行的侵害,但他们的苦难确实又是战争造成的。其中一章中提到冯振华的父亲因日军入侵请不到医生抓不到药,最后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冯父虽然不是日军打死的,但确实是日军入侵造成的。正如萧邦齐所言,“杀害人们的是日军的存在及其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而非直接的暴力”。

与上述对侵略战争性质的原则性政治判断问题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分歧主要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但是在上述政治层面分歧的影响下,民众层面的认识容易带上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与在政治判断层面坚持原则的斗争方式不同,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是主要的方式。战后日本的反战、反核运动是日本民主主义与和平运动发展的重要出发点,但在对加害于其他民族的战争责任缺乏反省的情况下,单纯强调原子弹爆炸伤害的“被害体验”,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同样,军国主义的战争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如果战争被害国的人民不了解那一情况,民众层面的对话也难以取得成果。

战争破坏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很多时候是无法复原的,尤其对于个体和家庭,“对很多人而言,空间和社会的流离失所是永久性的,因为再也回不到以前了”。战争创伤的影响是抗日战争的持续性遗产,在西方史学界已经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如著名的民国史研究专家柯博文(Parks
Coble)就呼吁学者们应更深刻地研究抗战对民众造成的创伤,萧邦齐、张倩雯及柯博文本人的研究都已经开始聚焦于此,这同样是值得国内学界深入思考的课题。(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我们的抗日战争历史研究是否注意到并且回答了产生于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呢?是否意识到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中的重要地位了呢?

同样处于东亚地区的中日两国,虽然近代历史都始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下的被迫“开国”,但是此后两国的历史体验相当不同。中国对于被迫向国际社会开放,感受最强烈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特别是在与列强的矛盾冲突不断尖锐化的过程中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而日本以“脱亚入欧”的方式“摆脱了亚洲的卑陋,转移至西洋文明”后,“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用西洋人对待的方式处理与亚洲的关系”,感受到的是接受西方的“国际法秩序”所带来的利益。这种不同的历史体验使日本进入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列强集团,更重要的是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协助其成为亚洲的盟主。而中国则越来越认为在列强的威胁中,日本的扩张与攻击越来越严重,必须予以优先的反击。在研究1931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历史的时候,需要对上述历史环境与背景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中国历史学界在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不仅注意对具体问题的描述与分析,而且要挖掘表面看似孤立的现象背后的东西,把问题上升到偶然性与必然性、个性与共性的历史哲学的层面进行研究。不过,在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方面,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与此相反,日本的历史学者一般比较长于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强调事件发生的客观原因和偶然性,但对必然性的分析则很不关注。从对历史资料的把握与利用以及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受到条件的限制和语言方面的障碍,各国对资料的利用仍然不可避免地侧重于本国方面的资料或比较容易得到的对方的部分资料,至于充分地利用对方的资料,对于多数研究者来说仍然存在主观与客观的障碍。这是影响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障碍,深化抗战史研究,不能不正视这一问题。

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现状简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往的时段划分是以五四运动为界,之前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后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为研究范式的划分方法。在这样的范式之下,抗日战争一般是作为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研究的。固然这个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但却难免受到局限。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华民国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以至于它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逐渐超过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传统的范式有了被更新的趋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也作为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视角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甚至在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现实中日关系明显地受到了历史问题的影响,也由于中国急迫需要构建民族复兴理论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部分,视角与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那么,抗日战争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是视角。刚才说到范式对研究的局限,展开一点说,这种局限首先就是表现在视角方面。从大的方面看,抗日战争研究主要是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日本的侵略,二是中国的抵抗。前一个问题,研究是没有局限的,而后一个研究在很长的时期内确实有局限。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确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战后不长的时间就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研究范式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必然成为观察与描述的重点,中共成为了中国抗日的主体。而当民国史研究兴起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抗日主体的评判也有了不同的视角,对于抗日战争的描述渐渐超越了党派的视角,这个变化促成了研究的深入。最近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的视角又发生了变化。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抵抗,虽然仍然是重要的研究视角,但一些学者开始把它作为背景条件,更多地审视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二是内容。研究视角扩大了,研究内容当然也就丰富了。一般来说,受范式的影响,早些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即使诸如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也有研究,基本上也是政治与军事旁及的研究。当然,仅此两项,已经有许多课题可做了。而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政治与军事的研究,发表的著述在量上已经明显减少,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却明显增长。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即使是以前就有的课题,写作内容也大不相同了。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是全新的课题,如战争遗留问题,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成果。抗日战争研究出现的上述变化,无疑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注意。这里我拣主要的说两点。

第一是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我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有三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二是在了解史实的前提下找出历史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把握了基本史实和基本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形成正确的史观。视角的扩大,史料的发掘,方法的更新,为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些年来,有关史实辨证的成果特别丰富,实证性研究大大进步了。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研究停滞在史实的陈述上,而不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那就是忽略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我以前说我不太赞成“一切历史都是史料学”的观点,而倾向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就是从史学的功能这个方面来强调的。过去,那种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显然是违反科学的方法,不应采取。但是现在,是否存在着极端相反倾向呢?这是个应该关注的问题。而我认为,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有些著述确实存在重史而略论的倾向。实证性研究是为了弄清基本的史实,而理论研究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基本规律,两者有先后的差别,但同样都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也使我联想到,我们评说日本史学界有“碎化历史”和“历史无构造”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中国是否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呢?

第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前面说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变化过程,其实也反映出了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但是,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历史研究还有它独立的特性,虽然它与现实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却有一个限度的问题,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违反科学的现象。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会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间接地也会削弱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比如,两个战场作用与关系的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研究,中国战争损失的研究,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都存在着很大的政治性,但如果这种研究超出了历史研究特性所能允许的限度,就往往会使我们的研究陷入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这是需要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否则,历史研究反而不能实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徐勇从师团译名及战略指导看抗战史军事研究

军事问题应该是抗战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抗战史研究中的军事问题可以划入军事历史学范围。军事历史学是历史过程中有关军事的知识、理论体系的总和,是研究人类社会中各个国家或社会集团之间以运用武力为主,并包括非武力抗争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及下属分支学科,中外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多以军事历史学为“战史”,其内容还包括国际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性格、地理等与军事相关因素,通常划分作战争史,作战史,还有战斗战史,等分支体系。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大多认为,军事历史学应该包括:战争史,军事学术史,军队建设史,军事技术装备史,军事思想史,以及军事地理诸方面内容。西方欧美学者多强调军事历史学的多元性,曾任联邦德国军事历史局局长罗特准将指出:“军事历史研究局的特殊任务是研究德国刚刚过去的事情”,需要“按照史学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军事历史研究”。

鉴于军事历史研究的上述内容特征,军事历史学或被视为历史学下属、或者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也有观点认为军事历史学是一门交叉性的独立学科。基于上述学理,窃以为迄今抗战史军事研究,存在的问题尚多,今后的课题任务甚重。其要者如:

关于日军师团的编成、译名及其与中国军队的比较问题。出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需要,《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曾于上世纪90年代组织过专题讨论,集中发表了8篇文章,从语言翻译、习惯用法等多角度进行了探讨。该次讨论提出了极好的学术意见,其后多数论著使用的是“师团”译名。

但学界观点并未真正统一,至2005年再版的军事科学院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使用“师”作为日军“师团”的译名。

窃以为要正确处理日军“师团”的译名问题,需要联系日军的军制史加以考察。1888年,日本制定《师团司令部条例》与《旅团司令部条例》等,废除原有镇台制,实行新的以师团制为中心的序列编制。以原6个镇台编为6个师团(近卫军于1891年编成近卫师团),主官称师团长。每师团下辖二个步兵旅团,每旅团下辖二步兵联队;另配属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等部队。据日本权威的军史资料记载,明治时期每师团平时定员约9189人,战时可扩充2至3倍,达2•2—2•7万人。师团是日本军队平时序列的最高单位,也是日军的基本战略单位。师团长中将衔,由日皇亲授。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于1937年开始组建三联队师团,每师团兵员自1. 4万至1.
7万人不等。日军攻占武汉后制定持久战略,陆军要求在1940年整备出的25个常设师团,其中三单位制师团7个、四单位制师团18个。其后又提出完成四单位制师团60个。可见,四单位师团占了多数,多用于各战场的进攻作战。与此相对照,国民政府军队自黄埔建军后迅速北伐,由于收编旧军扩充过速,
30年代达180余个师,每个师1万余人。1935年初提出整编师方案,计划整编60个师,但至全面抗战爆发实际完成20个。按台湾刘凤翰研究,这类整编师以日军师团为摹本,每师两旅共四团,兵员约1•75万人,大体相当于日军的三单位制治安师团。但整编师比例只占少数,且兵员实际缺额较多,火力较日军远为不及。在其后惨烈的抗战中,各部队损失巨大,至1939年2月国民政府再改军制,明确以军为战略单位,师被调整为作战单位,整编师的意义不复存在。国民政府军制始终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就战略单位性质及兵员定额等因素考察,与日军师团大体对应的单位是军而不是师。

中日两国军队编制序列不同,决定了中国军队的师与日军的师团,不仅单位性质不一样,兵员兵器装备亦有极大差异。将中国军队的“师”与日军的“师团”统称为“师”,读者容易误解双方的军事制度,且在计算双方战斗力对比、分析战事之际产生较大误差。如,分析某次战役,“13个师打不过日军的一个师”,与“13个师打不过日军的一个师团”,两句话的内在涵义,差别何其大也。

再是中日双方的战略指导以及进攻方向等问题分析,也是现今抗战史军事领域深受重视、然而歧见极多的领域之一。这一问题聚焦到淞沪抗战与武汉会战研究方面,海峡两岸多有不同论点。有人批评中国军队主力集中淞沪地区,让日军南北呼应合击中原,或强调,“将主战场南移淞沪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另一派肯定评价国民政府“扭转了日军主力自北而南的战略进攻,迫使它自东而西”进攻武汉,战略上是正确的、成功的。各种论争至今仍在继续。

笔者曾撰文强调,战争是一种双方或多边行为,不能以单方面的战略意图来代替多方位的战争关系。作为战争发动者及其战略决策者的日本方面,它自己是如何制定并实施其战略方案的,乃是廓清问题的必备条件。通过双方史料考察,可以确认沿长江西逆武汉,既是日本多年的计划方案,更是实战的事实。日本依托江海等水域优势,以其水上力量联络或支撑其各个战场;而中国则利用复杂而广阔的陆地进行持久周旋。江海战略与大陆战略的对抗,正是日中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特点之一。

我们需要整体把握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其战略指导全程。仍需强调的是,包括地缘战略等因素在内的战略研究,目前确实处于薄弱状况。显然,只有在军事领域获取不断深入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进抗战史研究的整体发展。

江沛抗战史研究需要更加细化、客观的学术基础

作为近代中国融入世界化进程、中国政治格局发生质变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研究以其日益浓重的学术个性、独有的教育意义及与现实政治、外交背景相关联的特性,广受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甚至相关国家的高度重视。

30年来,国内抗日战争史相关资料及论著的出版激增(如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系列档案资料等,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有力推动着研究的深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了区域性、个案性、国际化等特点。研究论著涉及领域及对象均相对收缩,诸如华北中共各根据地的战争动员、日伪沦陷区统治及经济掠夺、汉奸群体、敌后国民党军活动的研究;东北沦陷区的日伪统治、经济掠夺、工矿及交通建设、劳工与移民、日本开拓团等;华中地区的汪伪政权统治、战时上海实态、清乡运动;西南地区的战时国统区工矿业、民众生活、文化教育、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等均有进展,区域性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战争史的内容,使学术界对抗战时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动认识更加深刻。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日军实施化学战、细菌战与毒气战、赴日劳工、战时移民、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沦陷区各省状况等个案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以往相对薄弱的沦陷区及社会史领域,起到了纠偏补弱的作用。国际化的表现不仅在于国际交流的大大增加,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及学者互访大增,理论方法的相互启发及视野的开阔使研究层次也日益提高。由于苏联、美国档案的解密及日本、台湾等地档案的开放,战时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的研究也获得了重要突破。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性质的活动日多,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展开了东亚三国共同研究,承担起捍卫史实、回击恶意曲解历史的重大责任。整体而言,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中共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研究齐头并进、个案研究深入、视野日益展宽、问题意识强化的特征。

然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少遗憾和急待改进之处。一是由于观念及视野的局限,已整理出版的抗战史资料,多集中于中共各根据地方面。而战争影响导致许多资料保留不系统,国共政治斗争也使得各自档案记载的宣传性明显,上层资料较多,而地方状况及民众生活及活动的资料匮乏。加强各地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是推动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步骤。此外,对经历过抗战的老人进行口述资料的抢救已势在必行。二是抗战史研究存在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中共根据地区域的研究多,中共党史研究多,国统区研究少,沦陷区研究更弱;政治史、军事史研究多,人物研究次之,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教育史领域研究较少,心态史、群体史、人口迁移史更少;事件叙述及人物分析多,而相关的理论方法运用极少。三是抗战史研究的细化急需加强,抗战结束至今已有63年,但历次战役的进程及伤亡数量,战时中方总体损失等统计不准确,中日双方军队在华伤亡数字分歧过大,各根据地参加民主选举率过高等问题,都应该认真加以考察。四是抗战史研究需要理性与客观,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是必要的,但奠定坚实的研究基础,不迎合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将历史做成铁案才是根本所在。轻率公布一些敏感数字及研究结果,夸大中国战场在“二战”的地位,习惯性贬低国民党政权在战争中的作用,都会形成学术性误导进而导致政治性被动,过去的教训是深刻的。五是应该高度重视国际史学界特别是日本史学界有关昭和史、太平洋战争史及中日战争史的资料的刊布及研究成果,特别应该高度重视所谓的“不同观点”,避免把正常的学术争论都上升到民族国家立场上去思考。六是应重视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应用,在国际史、全球史等新的研究方法兴起及相关的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理论日益成熟的今天,在已有基础上将抗日战争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世界格局重组的背景下重新反思抗日战争史研究,并强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理论层次,才能强化问题意识、充分解读史料信息、准确定位人物与事件,全面提升抗战史的研究层次,推动抗战史研究跟上史学研究的潮流。

高晓燕(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军生化战研究评析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是被国际公约禁止的战争武器,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研制使用生化武器,造成中国军民的严重伤亡,战后又逃脱了国际法庭战争审判。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档案资料的挖掘,对日军生化战问题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关于细菌战研究。首先,苏联将在伯力审判中日军细菌战部队人员的审判记录集结成册,并译成英、中、日、朝文版发行。在其基础上,日本岛村桥出版了《三千人的活人实验》、山田清三郎出版了《细菌战军事审判》(东邦出版社1974年)。1982年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通过对原七三一队员的采访,搜集到了大量的资料,出版《恶魔的饱食》一书,揭露出哈尔滨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骇人听闻的罪行。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研究者通过对档案资料的研究整理,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内容包括日军七三一部队、第一八五五部队、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等设立细菌工厂,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实验,研制细菌,进行细菌战,残害中国军民的罪恶活动情况。

国内研究细菌战具有地域性。东北地区对日军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七三一部队及一○○部队的机构、人体实验、特殊输送等方面。较早的成果有韩晓等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近年来主要成果有:解学诗和松村高夫的《战争与恶疫》、杨玉林的《细菌战》、张志强的《特别输送研究》、哈尔滨市社科院金成民的《日本军细菌战》等论著。黑龙江省出版了《“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军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辽宁省也出版了《罪恶的“七三一”“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七三一部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研究上升到新水平。华北地区以研究一八五五部队为主,战后旧日军官兵的回忆及该部队遗物的发现对研究影响巨大。成果主要有谢忠厚撰写的《华北1855细菌部队之研究》等。北京大学徐勇撰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系统介绍了这一地区的研究状况。湖南常德地区成立专门细菌战研究机构,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影响很大。出版论文集《揭开黑幕》等一批研究成果。江浙地区以诉讼带动研究,组织受害者进行实证调查。为研究留下大量珍贵的口述资料。主要成果有邱明轩的《菌战与隐患》、《罪债难忘》等。山东地区崔维志等著《鲁西细菌战大揭密》、广东社科院的沙东迅著《揭开8640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等等。

对日军细菌战研究呈深入发展之态,研究深度和广度增加,口述资料受到重视。但是一些新资料有待整理利用,如已解密的美国在战后审判中有关七三一部队资料及日本方面中国受日军细菌战伤害的诉讼资料等。

关于化学战研究。1983年,日本松村高夫教授找到了旧日本军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和化学实验的报告。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等找到了原日本陆军一部分重要军官的业务日记。此后日本学者推出《毒气战资料》Ⅰ、Ⅱ。1989年中央档案馆等出版《细菌战与毒气战》。日军化学战罪行被揭露出来。

从1990年代,步平开始日军化学战研究,利用大量日本方面的资料,结合到日本进行实地调查,对生产毒气的大久野岛和培训化学战军官的习志野学校做了深入研究。对日军化学战实施研究,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纪学仁研究较早,著作有《化学战史》、《日军化学战800例》等。东北在沦陷时期成为日军化学战的实验场,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调查与研究了齐齐哈尔日军五一六毒气部队的化学战实验。还对山西、河北等地日军实施化学战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结合日本资料,推出一批研究成果:《阳光下的罪恶》、《化学战》、《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等。还有战后日军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而且不断造成伤害。黑龙江省社科院课题组考察了集中掩埋地——吉林省敦化哈尔巴岭,调查毒气伤害事件。主要成果有《日军遗弃的毒气武器》(明石书店1996年)、“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综考——兼评‘5、15’判决书”(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此外,日本学者近年也出版了《日军在中国山西省的毒气战》、《毒气战与日本军》、《日军的毒气武器》等一大批研究成果。

李淑娟伪满沦陷区研究评析

中国的伪满洲国历史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的研究,主要是出于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和美化战争行径的斗争需要。1980年推出的《伪满洲国史》作为拓荒之作,对中国的中日历史研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近20年来,东北沦陷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凡有关东北沦陷史的各个方面,皆有鸿篇巨论问世,中日双方学术交流活跃,中日学者围绕日本大陆政策、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时期的国际关系、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军事进攻、思想奴化和文化教育、日本在东北的暴行、历史人物、战后战争史观和战争遗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关情况见车霁虹的《中国东北沦陷史研究述评》,载《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前期大量成果的取得均属开拓性的,包含着研究者的艰辛努力。前些年,东三省社科院的学者围绕劳工、日本移民、军事要塞等问题展开了社会调查,抢救了珍贵的口述资料。目前,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中,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定期举办学术会议。

截至当前,东北沦陷史的研究,无论在框架体系还是在内容方法上,都渐次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然而认真审视以往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在理论的探讨辨析,包括选题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寻找新的研究方向。

首先,加强理论建设,提高研究层次和学术水平。长期以来,东北沦陷史有关问题不能从理论上认识其本质,仅从具体问题直接解答,显然没有说服力,实质是理论水平限制了我们的认识。为此,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研究水平和理论素养,使东北沦陷史研究进入更深、更高层次。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到目前为止,东北沦陷史的研究,或调查考证,或论述,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方法,很少有人吸收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另外,民间的收藏力量不可忽视,一些珍存在民间的实物实证和图片所包涵的大量信息没有或很少引进研究。

再次,大力挖掘整理和利用资料。东北沦陷史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极需要详尽地占有资料,从客观事实中引发出精当的结论。关于东北沦陷史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对东北的调查资料。伪满洲国成立初期,日本为进行全面经济掠夺,进行了大量统计调查活动,窃取了大量经济情报。统计内容涉及气象、土地、人口、劳动、矿业、工业、农业、畜产、林业、水利、盐业、土木、交通、通讯、财政、金融、商业、贸易、物价、专卖、海关、文化、教育、卫生、宗教、警务、司法等二十多个方面,调查内容不厌其详。这些资料既反映了日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为日本的侵略罪行提供了证据。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东北的调查资料。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作为重要的战略地区,中国共产党派大批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各级民主政府适应土改、剿匪和支援解放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量调查统计工作,很多内容涉及到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农村调查》和《东北地主富农研究》等为我们深入研究农村土地问题和阶级关系提供了珍贵和重要的历史文献。

第三,时人对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近年来,东北沦陷史在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档案资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辽沈书社出版的《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几年陆续出版的《满铁调查报告》、《日本移民档案》、《满铁秘档•满铁与劳工》、《满铁秘档•满铁与移民》、《满铁秘档•满铁与侵华日军》等。

以上为我们的研究提高丰富了资料,但很多资料,即便是公开翻译发表的资料,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只有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东北沦陷史研究才会赢得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王希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了解日本社会,是应对右翼势力的基本前提

仅就中日关系而言,尽管中日之间有着“和则两利,斗则两损”的根本利益基础,但是不能不说,中日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瓜葛,除了领土纠纷、台湾、东海油气田、历史认识、军备等问题外,还包括能源、贸易、环境等问题,如同一缕缕头绪繁杂的乱麻,呈现在未来的中日关系面前。而右翼则是这团乱麻的始作俑者之一,或者是把乱麻搅和得更加难理难缠的麻烦制造者。显而易见,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既要有耐心,更应有策略,其前提是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日本,认识右翼,方有可能摸索出解决问题的钥匙。

日本虽然很早就接受了大陆文化,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保留了岛国民族的传统和历史文化,进而形成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当然,这里的“独特”不应作为日本文化“特殊”的同义语,并以此排斥人类共同具备的道德理念,而是指日本文化同他国文化的差异。以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为例,
2005年,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时指出,日本人缺乏历史感和责任感,而中国是一个有深沉历史责任的民族,“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民族也不多……中国把历史看成责任,历史记录一个人,并不因为一个人的死而结束,好的要名垂青史,坏的要遗臭万年”,“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有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认识当前事情的倾向”。而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与现在没有联系的、不确实的遥远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也是可以推翻的”,“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有一种更为重视现在的倾向……没有厚重感”,“许多日本人对战争所犯的罪行也是抱有一种尽快忘掉、尽快让水冲走的想法。这种对历史的感觉自然不会使日本人有过重的历史包袱,但也使人因此而缺少历史感,而缺乏历史感也是缺少责任感的一种表现”。“在天皇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决策者由下到上推卸责任,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责任,可以说整个日本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负责任的体系。可以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就是处于一种不鼓励个人独立面对困难、不鼓励独立承担责任的体制之中”。对沟口的分析我们可以保留意见,但至少有一点是明了的,那就是日本人作错事情即便道歉,并不等于承担责任。道歉只是感情的表达,并不是责任的承担。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是一个无责任社会,或者说,日本是一个责任由全社会承担、结果却无人承担的民族。东京审判时,没有一名被告承认自己有罪,这其中固然有狡辩因素,但也隐约含有“战争责任全社会承担”的成分。所以,日本战败投降不久,看守内阁就抛出一个“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表面上看是主张全社会反省战争,其实质是在大帽子底下掩盖了真正的战争罪犯。

另外,在对待战争责任问题上,人们往往习惯把日本同德国对比。实际上,除了国内外背景因素的差异外,如德日两国战败后所处的国际环境、地位、被占领状况、国家机器重组的区别外,德日两个民族的民族性也有较大的差异。生活在基督教道义国度的德国,个人的“原罪意识”比较浓厚,有进行宗教式“忏悔”的习惯,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拷问灵魂的过程。而日本民族基本没有“原罪意识”,更缺乏“忏悔”的传统和自我拷问的罪责意识,如果个人出了错,只知“耻辱”,不晓“罪责”,极端者以剖腹自杀的手段向天皇谢罪了事,因为日本人的习惯是人死后连同罪孽一笔勾销,完全没有“死有余辜”、“遗臭万年”等理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的民族性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同时,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日本民族同德意志民族在“原罪意识”上的区别。

与普通民众相比,日本右翼往往以日本“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者而自诩,他们在坚持带有糟粕意义的“传统文化”方面更加固执和死硬,他们只会一味地指责他国、他民族或他人,从来没见过有哪一个右翼团体自我解剖或反省自身。无论时局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也无论他们的内部出现什么样的波动,日本的右翼也不会放弃他们的主张,他们的影响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为此,理性的思考和策略的应对更显得十分必要。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从求证到求实

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中,南京大屠杀研究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热点之一。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自1988年至2008年,在20年中以南京大屠杀为标题的相关论文有612篇,平均每年超过30篇,其中在最近10年期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更为迅猛,相关论文有402篇,平均每年达到40篇。另外,近10年来学术界也出版了很多以南京大屠杀为专题的研究著作和史料集,仅从2005年开始,江苏人民出版社就已陆续推出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也已相继推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20余册。回顾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程,笔者以为20年来南京大屠杀研究范式有一个从求证到求实的转化,这一转化不仅让南京大屠杀研究开始从政治回归学术,而且也推动了整个抗战史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

南京大屠杀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点的起因,不是因为历史事件性质的本身,而更多是由学术研究以外的因素促成。在1982年之前,学术界没有发表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论文。但是,自1982年开始,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掀起否定对华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翻案活动。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的谬论,维护历史事实,在广大市民的强烈要求下,由南京市政府出面成立了编史、建馆、立碑筹备小组,组织南京地区相关学者展开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调查,编辑出版史料和史稿,针对日本右翼学者的谬论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撰写批驳论文。这一时期发表的南京大屠杀论文,主要着重点是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特别强调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南京军民的规模和屠杀的残暴性,由于民族主义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可避免带有情绪化,充满对抗性。如在研究遇难人数时表现为追求规模越大越好,或者将30万遇难人数图腾化,在描述日军暴行方面则强调日军有计划性、非人性和残暴性。由于缺乏核心史料的支撑,有些论文主观判断多于史实论证,一些重要观点甚至不能自圆其说,一些重要史料的真实性不能客观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早期南京大屠杀的一些研究成果更具政治性,迎合了民族情感的需要,催化了民族主义情绪。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南京大屠杀研究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研究范式开始由重视求证开始转向更加重视求实,这不是一个单纯研究范式的变化,其背后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理念的更新。首先学界开始十分重视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一些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回忆开始陆续出版,一些日军官兵的战场日记也在中国翻译出版。特别是最近几年由张宪文教授主编的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相继出版,为学界的求实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其次学界的研究更具学理性,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视野日益开阔,研究心态更加开放,一些学者的研究开始突破中日民族冲突史的框架,走出南京大屠杀传统研究思路的制约,能够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审视南京大屠杀,而且不同观点的交流、对话、商榷、争论日益学术化。在研究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上,能够走出“求精、求大、求恒”三大误区,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时,能够注意到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讨论。二是个案研究的选题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从主要集中关注日军暴行到开始研究诸如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安全区、鼓楼医院、江南水泥厂、南京户籍制度、慈善团体、宗教、村庄记忆和难民心理等,这对全面构建一个立体真实丰富的南京大屠杀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一些非专业民间人士主动参与搜集、研究、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他们中有的积极调查口述史料,有的拆资建立民间陈列馆,有的建立专题网站,这些活动不仅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而且也有助于广大民众正确认识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最初的求证研究,是南京学界自然的反映,是一个时代的局限。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逐渐摆脱日本右翼学者的牵制,开始突破政治式的对抗思维,从学术层面上由被动走向主动。当然,南京大屠杀的求实研究仍需要更多学者持续不懈的努力,而只有通过加强学术研究,才能构建一个真实的历史,只有在真实历史基础上的反思,才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抗日战争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

抗战史研究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
进一步认识抗日战争史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历史上很多战争特别重要,如垓下之战奠定汉人在中国各古代族群中的突出地位;淝水之战使中原文化得以在江南保存,进而形成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价值核心;山海关之战导致清人入关,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基本轮廓……但抗日战争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业已形成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和入侵者的殊死决斗,此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交织在一起,决定中国是彻底沦为外国的殖民地,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继续发展;决定中国是作为曾经的地理概念、在文化学意义上供后人凭吊研究,还是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昂首于各民族之林,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是抗日战争决定的,而民族国家整合遇到的问题也是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不夸张地说,抗日战争是5000年中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战。充分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才能把抗战史作为具有重要地位的专门史,如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等那样来研究。与上一条相联系,全面建立抗战史研究的范式。目前,主要是在党史、中华民国史和军事史的范畴内研究抗战史的,这无疑具有合理性,但是,抗战史研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此,以民族主义史的眼光看,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超越族群、党派、地域等因素的一次空前整合,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基本关系的理念;以政治学的观念看,抗战时期是中国民主政治理念重要的发展阶段,国家、政府、党派、民众的互动丰富而复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主义之间争取群众和舆论的斗争达到很高的水准;在社会史层面,仅仅是人口的迁徙就值得大力研究,当时中国东部的精英来到西部,不仅改变当地的知识、教育结构,还改变了西部的经济结构、价值体系乃至国家观念;即使在军事学层面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依靠自己的落后地区战胜敌人的,世界各大国中,也只有中国做到了,其他的国家在工业中心被摧毁后,基本上决定了胜败……所以,建立抗战史研究自己的范式,将有助于我们以新的、更广阔的视野研究抗战。进一步挖掘抗战史研究的资料。抗战史研究的资料极为丰富,目前也已经整理出版了很多,但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初步了解,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甚至意大利的档案馆、图书馆中存有很丰富的相关资料,《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过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全国各地方档案馆、图书馆也值得高度重视,如浙江各地档案馆的汉奸档案、四川省档案馆的西部开发和教育档案、南通市档案馆的日伪档案等。广泛占有各种来源的资料,不仅是探明历史真相的需要,也将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特别是那些早成“定论”的观念。比如,中国抗战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而日本从事战争的力量,也存在于其民众之中,日本以一个土地狭小、资源匮乏的岛国,几乎与世界各强国为敌,坚持战争10多年,没有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动员管理机制、没有其国民的强烈支持,无法想象。可以说,日本全体国民对战争是有责任的,这方面的资料在日本比比皆是。但长期以来,我们囿于“战争责任归于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是受害者”的“定见”,熟视而无睹,极大地扭曲了对战争性质和过程的认识,也不利于我们深刻总结战争的教训。适当地运用其他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开拓抗战史研究新思路。这方面,外国研究者、包括日本右翼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抗战时期在中共、国民党、日本、伪军、地方派系等多种势力交错的地带,往往有比较繁荣的集市,从事各种“合法”、“非法”的经济交易,仅仅从政治层面来研究,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慨,而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就容易产出出人意表的成果;又比如,日本右翼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照片时,运用了土壤学的知识;再比如,俄罗斯学者在鉴定末代沙皇家庭的遗骨时,运用了DNA鉴定……多学科方法,对我们解决抗战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汉奸心理、细菌战的危害、大屠杀受害者遗骨确认等,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当然,我们注意到已经有国内的学者进行了这些方面有益的尝试。

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中的资料问题

近年来,战争遗留问题一直是中日之间关注的焦点与热点,特别是在民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高潮,虽然这些诉讼基本以中方败诉而结束,但借助民间舆论的推动,战争遗留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日军暴行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学者都有共识,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政治问题非本人学识能侈谈。我在这里仅对作为学术层面的战争遗留问题研究发表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因为我是做资料编辑的,所以我对资料的整理发掘出版更为关注。资料的发掘和积累是研究的基础。俗话说要想做研究,先要搞资料。综观近年来的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即是资料的极度匮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方面是相对于抗战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战争遗留问题可资利用的资料非常有限;第二,从战争遗留问题本身来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也显得参差不齐。在追究战时日军的战争暴行中,如屠杀、强奸、抢劫以及对劳工的强制等方面的资料,相对来说挖掘起来容易一些,因而这方面的资料显得也丰富一些,特别是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出版了成系列的资料,但诸如细菌战、毒气战、“慰安妇”等问题,由于战后日本方面的刻意销毁和隐藏,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资料搜寻起来就显得非常吃力。而在对资料搜寻的不懈努力方面,日本学者显然要出色得多,近年来日本防卫厅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所藏资料的相继发现,即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由于国内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相对起步较晚,同时也为了配合民间发起的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进行,这几年,研究者更多地把主要精力用于日军各类暴行的事实认证方面,采访受害者,调查受害事实,积累了不少的口述资料。而相关的研究也更多地依赖于这些口述资料,或是日本学者的著述。但口述资料需要档案文献资料互补互证才更为可信。虽然我们在档案材料的挖掘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出版了一些资料(比如中央档案馆所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但还远远不够,与这几年发表的数量众多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相比,仍然是寥若晨星。由于以上原因,使得我们在审视目前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状况时,难免有头重脚轻之感。同时由于资料来源的不一,使得研究中也存在不少矛盾之处以及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更难有高质量的理论性的研究。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资料的搜寻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在档案的开放方面还有许多人为设置的门槛。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在挖掘档案材料方面的新进展,比如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中就披露了日军在上海虹口等地强制诱骗中国妇女作“慰安妇”以及慰安所管理条规方面的新材料,虽然量不多,但在“慰安妇”研究方面,终于有了第一手的中文档案材料,多少也让中国学者感到一丝欣慰。这说明,只有做到潜心、耐心,才能有所收获。

其次,战争遗留问题往往直接牵涉到民族感情问题,绝对不带感情色彩的研究是不存在的,但毕竟作为学术研究的战争遗留问题和作为民间诉讼的战争遗留问题是有区别的,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是很多学者一再呼吁的,应该特别加以注意。此外,我感到在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上还应该注意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战争遗留问题往往牵涉到伤亡数字、损失数字、受害数字,我们在得出带有结论性的数字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在研究中,不必急于求成,在无法得出可靠数字之前,不妨存疑,留待新史料、新证据的发现,毕竟,杀一个人和杀上万个人都无法改变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

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留日学生研究评析

近代中国的留日运动于甲午战后逐渐兴起,虽在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撤回并停派了留日学生,但各地伪政权仍旧选派留日学生,从而使留日运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社会各界自留日运动兴起之初就非常关注留日学生问题,随着中日复交后留日风潮又起,研究留日学生问题可谓是方兴未艾。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涌现出了沈殿成、黄福庆、林启彦等一批专家学者,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论著。南开大学还成立了近代中国留学生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创设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相关的研究机构。1996年5月24日,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和辽宁省留学人员联谊会、辽宁省留日同学会,在沈阳联合举办“纪念国家公派日本留学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就中国留日运动史的诸问题交流了意见。目前,中国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起始年代、考证留日学生人数、探讨“留日热”的原因、分析留日学生的学科专业、研究留日学生的办报和翻译等文化活动、革命爱国活动以及女性留日学生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昔日“天朝上国”的学生东渡留学,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1931年松本龟次郎以其亲身的教育实践和体会为基础,出版了《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回顾了自己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历程。实藤惠秀则在《日华学报》上从1936年11月至1938年12月,连载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七七事变前中国人赴日留学的原因、人数、生活、社会活动以及日本的教育机构、日本教习等情况,奠定了其研究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学术地位。1979年中国大陆再次派遣留日学生,成为日本学界重新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契机。阿部洋从此开始重点研究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中的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细野浩二考释了中国学生的来日时间和清政府的留学政策;荫山雅博主要探讨了宏文学院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情况;小岛淑男则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为主。鲁迅、郭沫若等著名留日学生的个案、留日学生与留学学校的关系、杰出的留日学生教育者以及中国女性留日学生的研究,也颇受日本学者的关注。另外,日本学者还结成了一些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会或研究班,并与中国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6年7月15日,笔者参加了以神奈川大学的大里浩秋、孙安石等人为中心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会举办的学术年会,非常感慨他们把握相关学术动态之迅速和收集资料之全面。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缺憾或不足。首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比较薄弱。目前,笔者仅见的中文成果有王奇生的《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孔凡岭的《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和《伪满时期留日教育及其特点》(《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周孜正的《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和《浅论汪伪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经费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余子侠的《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和《日伪统治下伪蒙疆政权的留日教育及其教育交往》(《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论文。日文成果主要有河路由佳的《卢沟桥事变后(1937—1945)的在日中国留学生》(《一桥论丛》第126卷第3期)、陈昊的《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九州教育学会研究纪要》第31卷)、河路由佳等著的《战时体制下的农业教育与中国人留学生》(农林统计协会2003年)、三好章的《维新政府与汪兆铭政权的留学生政策》(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报》,
2006年3月)等论著。这与研究战前中国留日学生数以百计的论著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缺乏系统性。主要原因在于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作为由伪政权选派的留学生,其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远不及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所以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次,很少有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蜂拥赴日后,很难想象日本政府没有相应的留日学生政策。然而,限于国内日文资料的不足,几乎很难发现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条文。当年,笔者将博士论文题目拟定为《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时,汤重南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如果你能把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条文串起来,就可以做。”幸运的是,笔者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处,不仅查到了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诸多法令、文书的原件,而且发现日本学者也很少关注该问题的研究。

最后,中外学者研究留日学生问题时,大都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留日学生,很少有人关注当时各国留日学生之间的横向联系。如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编辑的《战前日本对亚洲的教育参与》、藤原聪等著的《亚洲战时留学生》(共同通讯社1996年)等论著中,都分别论述了当时亚洲各个国家的留日学生问题,却很少涉及中国留日学生与朝鲜、越南或其他亚洲国家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系。那么,亚洲各国留日学生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如果有又是如何联系的呢,彼此的联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相信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研究也将不断深入。

张朔人海南抗战研究评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比较而言,海南的抗战史研究则明显滞后。伦祥文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占海南岛及其经济掠夺》(《历史教学》1992.
2)阐述了日本对海南的经济掠夺;房建昌的《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3),从历史的视角就日本侵略海南进行研究;王裕秋等人的《日本侵占海南时期的经济“开发”政策及活动》(《海南大学学报》2000.
3)指出:日本的“开发”活动主要基于农业和商业两方面进行的;邢寒冬等人的《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海南岛农业政策的确立》(《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
2)认为:随着日军战略目标的转移,把粮食、蔬菜等基本生活物资的生产作为农业政策的核心。这些文章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日本掠夺海南的各种资源,其性质和目的都是掠夺与为侵略军服务的。台湾学者钟淑敏的《殖民与再殖民——日治时期台湾与海南岛关系之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报》2003.
6)则透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所产生的“台湾经验”如何落实於海南岛“军政”的分析,以探讨日本殖民统治的特质。张兴吉著《日本侵占海南岛罪行研究》(海南出版社2004),论述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在海南岛的活动及其影响,并就当时所谓“海南岛开发”情况展开研究。

从建立海军基地的军事视角剖析日本侵占海南的有:日本相泽淳〈海军良识派と南进—海南岛进出问题を中心にして—〉,《军事史学》第99、100号;《太平洋の滿洲事變—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佔領•統治》(《防卫研究所纪要》第2卷第1号,
1999.
6);岸田健司〈日本海军の「南进」政策と海南岛进出〉,《日本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年报》第20号;水野明〈日本海军の海南岛支配——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爱知学院大学教养部纪要》第49卷第2号;张兴吉《抗战时期日军总体军事战略中海南岛的地位》(《海南大学学报》2004.
2),认为海南岛在日军的总体战略中作为封锁基地、“南进”基地和资源基地的地位突出。另外,水野明〈海南岛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爱知学院大学教养部纪要》第49卷第1号(2001.
8,名古屋),则是从在海南推行奴化教育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在揭露日军暴行及性暴力方面:符和积的《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抗日战争研究》1996.
4)一文指出:海南“慰安妇”人数多、来源广、受害程度深。其中,被日军采用暴力强制、征掠掳逼而来的海南各地妇女人数最多,又以临高新盈地区的女性比例为最。符和积编著《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一、十三辑)(海南出版社,
1995、1996),记录日军在海南的种种暴行,收集了日军对海南妇女的性暴力侵犯的罪证,实地采访二十多位幸存“慰安妇”,为研究海南“慰安妇”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苏智良等著《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对日本在海南的殖民统治、屠杀、经济掠夺以及日军在海南设立的“慰安妇”进行详细的剖析。

关于海南抗战: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编《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9)记述了琼崖工农红军的诞生、母瑞山根据地的建立、武装斗争的发展等情况。广东琼崖革命史研究会与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琼纵分会编《母瑞山》(广州:《母瑞山》编辑部,
1997)主要记述根据地建设等相关情况。与其相关的有李德芳著《琼崖革命精神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该著从政治学角度入手,分析琼崖革命精神与海南历史文化、群众、妇女的关联,进一步探讨琼崖革命精神内涵及其现代价值。张朔人的《琼籍华侨与海南抗战》(日本大阪《海南近代史研究会刊•创刊号》,
2008.1),从海南华侨支持故土抗战的层面着手展开论述。

相关调查工作,如日本民间组织的“海南战争受害妇女支援会”的律师团对海南幸存“慰安妇”法律取证、日本“海南近代史研究会”对日军暴行的田野调查、中国学者和日本民间人士分别对海南“盟军战俘营”口述史调查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

对海南抗战史研究相关文章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从研究队伍还是涉及的领域来看,海南抗战史研究十分薄弱,而且“外热内冷”现象非常明显,岛内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寥寥。

陶水木浙江抗战史研究评析

如果要提炼近30年抗日战争研究特点的话,那么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其中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抗日战争史研究也获得长足进展。一是史料的编辑出版成绩显著。浙江省档案馆、省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编辑出版了不少浙江抗战史料,如《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日军侵略浙江实录》、《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浙东抗日根据地》、《浙西抗日根据地》、《浙南——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浙江战时政治工作队》等。《民国档案》、《浙江档案》、《浙江金融》等杂志也分别刊布了一些由第二历史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等单位选编的浙江抗战档案。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省新四军研究会、浙江民国史研究中心等单位还编辑出版了一些抗战史回忆录、口述史料,如《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东抗战春秋》、《浙东游击纵队》、《浙江抗战八年•回忆录》、《浙东抗日烽火》、《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等。各地市县党史研究室、档案馆、政协文史委及研究工作者也编辑出版了不少抗战史料,如《诸暨抗日战争》、《杭州抗战记实》、《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纪念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四十周年》等。二是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日益深入。20世纪80年代前,浙江抗战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研究,金普森、吕树本等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期间的代表性成果。进入90年代,关于浙江抗战的整体性研究、正面战场重要战役研究以及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文化研究取得显著进展,出版《浙江抗日战争史》,发表《论浙江省区抗战》等代表性的成果。进入新世纪,浙江抗战史研究在抗战损失、细菌战、敌伪政权、抗战善后、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交通与社会变迁等方面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出版《浙江抗战损失研究》、《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菌战与隐患》、《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等代表性成果。

当然,浙江抗战史研究还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就研究史料而言,迄今出版的主要是中共与浙江抗战史料,国民党与浙江正面战场、抗战时期浙江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的史料未经系统发掘、整理、出版;就研究领域来说,明显存在着根据地和敌后战场研究多,正面战场及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研究少的问题;就已有成果的质量看,也存在资料汇编性质的成果多,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少,专题研究多,系统研究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描述性、概述性成果多,有材料、有观点、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少的问题。

要进一步推进浙江抗战史研究,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在研究范式上必须“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结合。在很长一个时期,抗战史研究是在“革命史”范式下进行的。这种范式指导下的抗战史研究重在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的危害、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对于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而忽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研究,使抗战史研究局限于狭小领域。近年来,不少学者主张以“现代化”范式来研究抗战史,注重抗战对中国现代化的破坏及抗战对现代化的“建设”研究,从而大大拓展了抗战史研究视野。但若以此非彼,则又走向另一极端。浙江抗战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既需要“革命史”范式指导,也需“现代化”范式引领,更需要两者的结合。二是要从全国来看浙江抗战史。只有把浙江抗战史放到全国抗战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去考察,才能准确提炼浙江抗战史的“个性”,揭示浙江抗战的地位和影响,才能把浙江抗战史研究推向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跳出浙江来研究浙江抗战史。三是加强史料的发掘、整理出版。史料是史学的源头活水,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无论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还是观点的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否则,即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潘国旗战时国统区金融研究评析

战时国统区的金融研究,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就开始了,如王亚南的《战时的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光明书局1937年版)、管雪齐的《战时之财政经济与教育文化》(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版)等,都涉及到战时的中国金融问题。专门论述战时金融的则有华汉光著《中国货币问题》(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独立出版社编辑的《中日货币战》、莫萱元编著《战时金融政策》(正中书局1938年版)等。

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对战时金融的研究成果偶有发表,但尚不系统。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加紧了对战时中国金融史料的整理,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大型史料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洪葭管编著的《中央银行史料(1928.
11-1949.
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银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

随着战时金融史料的大量出版,有关战时金融的专著也陆续面世,主要有:张公权著《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崔国华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另有许多经济史著作中涉及战时金融的内容,如《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刘慧宇著《中国中央银行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有关的学术论文也大量刊行,研究的科学性逐渐加强,学者们既注意到了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的消极影响,也肯定了其积极作用和历史必然性。如过去一般认为,国民政府高度垄断的货币金融体制,是造成战时恶性通货膨帐的重要原因。现在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考察这一体制形成的原因、运作情况及结果。四联总处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它与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杨菁考察了四联总处成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及在抗战时期巩固法币信用、维持货币金融体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它给国统区金融、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负面的影响。王红曼就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论述。另外,刘承斌和姚会元就法币在战时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徐琳就抗战时期的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进行了专门论述,蔡志新就孔祥熙和和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价。

关于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金融战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如戴建兵著《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货币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齐春风的《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5期)、孔庆国、张生的《抗战时期法币的特殊角色述论》(《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等。

关于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克服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笔者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而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从1939年开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趋势的加速,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所导致的,并不是从战争一开始就确定的政策所导致。

学术界还对战时国统区的金融进行了地域性研究,如徐旭阳的《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金融业发展考察》(《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刘志英的《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王红曼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此外,战时后方金融网的建立及运转、工贷、农贷、外汇及股票市场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现。

总之,近年来学术界对战时金融的研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学者们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体制和金融决策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使研究的科学性不断提高。当然,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些领域的史料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以深化研究的层面;研究中仍存在简单化的现象,以往对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的简单否定当然有失公允,但近年来又出现过高的评价,这也是不客观的,值得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