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选拔,唐代盛世地方治理留缺憾

地方治理的好坏,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原因就在于地方治理的优劣关系政权巩固、国家安危。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鼎盛时期,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地方治理方面却留下了深刻教训。令人诧异的是,导致唐代地方治理不佳的不光彩角色,恰恰是看似不起眼的胥吏。

现在再说官员选拔。我们知道,帝国虽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但治理国家的却不是皇帝一个人,也不可能是皇帝一个人。帝国的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事务如此繁杂,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去打理,那实在是天方夜谭。合理并且可能的办法是委派官员去代理,就像农场主雇人放羊一样。这种制度,就叫“官员代理制”。那些代表皇帝去放羊的人,就叫“牧民之官”,有时也直接就叫“牧”。官员既然是皇权的代理人,那就必须精挑细选。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规矩。所以官员的选拔,历来就是王朝的重大课题。这项工作在古代,就叫“选举”。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和现代“选举”的意思也差不太多,只不过现代选举是“民选”,古代选举是“官选”,民选靠投票,官选不靠投票而已。选举的方式有三种:察举、荐举、科举。察举就是由地方官进行考察,发现人才后向朝廷举荐。荐举就是由中正官(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官员)将各地推荐的人才分为三六九等,然后向朝廷举荐。科举则是通过分科的考试,将考试合格的人才向朝廷举荐。第一种是察而后举,所以叫察举。第二种是荐而后举,所以叫荐举。第三种是科考而后举,所以叫科举。两汉实行察举制,魏晋实行荐举制,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制。不过,认真说来,只有隋唐的科举是选举,因为进士及第以后并不立即授官,仍然只是推荐的意思。宋以后,进士及第即是官员,就不好叫做选举,只能叫做考试了。这三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叫“正途”。其他方式,则叫“杂途”。比较起来,最好的是汉唐。汉代制度的优点,是兼顾了教育、实习、选举、考试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流程。汉自武帝时起,就有太学。太学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不过这“国立大学”,全国只有一个,专门用于培养政治人才,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央政治学院”。这就是教育。太学生考试毕业分为两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大约甲科相当于现在的本科,乙科相当于现在的专科。不过现在的本科专科是靠入学考试来分的,汉代的甲科乙科却靠毕业考试来分。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就是皇宫里的侍卫,也是政府官员的后备军。吏则是地方官员的僚属,相当于现在的一般干部。补郎和补吏,是太学毕业生应有的待遇。这就是实习。太学毕业生为郎为吏实习一段时间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可以根据他们的表现向朝廷推荐。这就是选举。选举以后,再考一次,这就是考试。经过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年轻人就可以正式踏入仕途,成为政府官员了。这样一种制度,应该说是很科学的。因为这样选出的官员,既有知识又有历练,何况还通过了上级考察和政府考试,怎么能不优秀呢?如果说有问题,就是那时读书的可能性太小,进太学就更不容易。结果由于知识的垄断,变相地形成官职的垄断,终于导致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科举制度纠正了这一弊病,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工商等行业中人不得报考),却总算是进了一步。这个制度,又以唐代的为最好,好就好在礼部考试及格就叫进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资格,却又并不立即授官,还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大约“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既有知识又有能力,才能做官。这个精神,和汉代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方法有异而已。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事实上自从唐代开放政权以后,参加考试的读书人越来越多,朝廷无官可授,只好设员外郎、候补官,结果“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犹扰人”。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于是明清两代,只好再做改革。首先是科目的统一。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就是“分科考试,设科举士”的意思。唐代考试的科目很多,宋代也有十科。这些科目中,地位最高的是进士,唐人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是说三十岁才考上明经科就太差劲了,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则很不容易。因为明经科考的是死记硬背的东西,进士科却考真才实学。明清以后,尽罢诸科,只留进士,考试内容则合并明经、进士两科。这是当年王安石主张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论。其次是考试的严格。唐宋两代,“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明清却要从下到上一路考下来。先在州县考,叫“童试”;然后在省里考,叫“乡试”;然后在部里考,叫“会试”;最后在宫里考,叫“殿试”。层层选拔,层层淘汰,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出人头地。所以很多读书人,一辈子就耗在考场上了。第三是等级的森严。参加童试的考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算是通过了府、州、县的“入学考试”。是否到县学府学读书倒不一定,但有资格到省参加乡试。乡试三年一次,八月举行,考三场,中试者为“举人”,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会试次年二月举行,由礼部主持,中试者为“进士”。进士最后还要由皇帝在宫廷里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这就是殿试。殿试中进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门生”,名单用黄绫书写向全国公布,叫“金榜题名”。这就是等级制度了。秀才一级,举人一级,进士又一级,三级。进士也分级,最高一级三个:状元、榜眼、探花,叫“赐进士及第”,也叫“鼎甲”;第二级若干,叫“赐进士出身”;第三级更多一些,叫“赐同进士出身”。这又是三级。这还不够。中了进士,照例还应该留在京师读书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资格的进士来教,叫“散馆”。三年以后,再考一次,成绩好的就进翰林院,这才算是到了顶,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资格。明清两代,秀才、举人,是很难做到大官的;进士、翰林,也很少有只做小官的。不像两汉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这就有点像魏晋南北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讲“出身”,只不过魏晋的“出身”指血统,明清的“出身”指功名。进士、翰林,就叫“出身好”。秀才、举人,就叫“出身不好”。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只好去做吏。明清时代在衙门里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就是办事员,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比如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不入流”,由长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实是民。也就是说,官僚都是“国家干部”,吏却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们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更夫、捕快、狱卒之类)并无区别,只不过更夫、捕快、狱卒或服劳役,或服兵役,胥吏则提供知识性服务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极低,待遇也极低。此外,还有一条规定,就是胥吏不能当御史,也不能考进士。官和吏,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进士、翰林出身的“官”们,“学问”虽好,能力却很可疑。他们往往不屑于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吏”却是这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胥吏没有别的出路,无法像官那样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专门人才”,并在执法领域“大显身手”。结果,在处理国家事务和地方行政时,官是外行,吏是内行。外行虽然在名义上领导内行,内行却可以在实际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国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则性意见”,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辞和语焉不详的,具体尺度全靠执行者掌握。官们既然不懂行,则升迁的快慢,处分的轻重,赋税的多少,工程的增减,便都由吏们说了算,或者被胥吏牵着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顾炎武,便说当时的情况是“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焘,也说有清一代是“与胥吏共天下”。一个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实际上是由一大批永无出头之日的办事员来操纵的,那光景大约意见可想而知。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在唐代,通常所谓的胥吏主要包括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的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三部分。根据唐代学者杜佑的记载,唐玄宗时期中央和地方通计有各种胥吏35万多,而有品级的内外职事官则只有1.8万人。由此可见,唐代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各种繁杂的具体事务主要是由数量众多的胥吏来完成的,正是他们维系着唐王朝的正常运转。

与官相比,胥吏无品无权,在官的指令下承办衙门中的具体事务;与民相比,胥吏是身处官府的公家人,他们正是所谓“官民枢纽”。地方州府的具体事务如赋税、劳役、赈灾等这类事关民生的事务主要是由各种胥吏完成,这也使得唐代尤其是唐代后期胥吏们成为地方治理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从行政运作的角度来看,胥吏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唐代,胥吏是没有什么政治前途的。由于仕途升迁无望,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于是就千方百计利用职务之便营私敛财、中饱私囊,更有甚者竟然横行于乡里、不法于州府,成为危害百姓的毒瘤。

地方胥吏违法颇多,成为唐代后期十分严重的社会现象。胥吏弄权乱政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操纵赋役。杜牧担任黄州刺史,目睹黄州胥吏“公取于民”、“侵窃十倍”的景象,百姓惨遭盘剥。针对胥吏弄权乱政的现象,部分勤政的刺史也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杜牧,他曾任睦州、池州、黄州等多地刺史,对地方胥吏之害有深刻认识。他为了遏制胥吏舞弊,于是“自置板簿”,调发赋役皆以“板簿”所书为依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亲自监督,通过“自检自差”以防止胥吏舞弊。杜牧的做法在当时并非孤例。然而,躬亲事务以防止奸猾胥吏舞弊的刺史毕竟只是极少数。而这些刺史亲力亲为、勤政无比本身也说明了当时胥吏弄权乱政现象的严重性。

对于胥吏弄权乱政,唐代最高统治者也是很清楚的,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刺史认真治理。但从整体上看,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并没有建立起对胥吏的有效管理机制,胥吏弄权乱政在唐代中后期实际上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对刺史来说,由于胥吏是其完成刺史多种职责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因而也就难以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胥吏的不法行为。而且,胥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刺史以一己之力与庞大的胥吏群体作斗争,实际上往往是力不从心的。此外,刺史很多事务包括某些私事都要依靠胥吏来完成,有时不免有把柄被胥吏抓住,就更不可能严格管束胥吏。

唐代开始的胥吏弄权乱政现象,在以后的宋元明清时期愈演愈烈,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地方治理中的顽疾。明清时期,胥吏对整个官僚制度的把持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地步。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曾经这样说:“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也说:“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

宋代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曾试图治理胥吏之害。他的主张有三点,一是提高胥吏和下级僚属的地位,以消弭或缩短他们被隔绝于文官制度之外所造成的差距。二是从制度上建立对胥吏的有效监管机制,在政治上使胥吏觉得有前途,这样他们才不会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三是着力提高胥吏的素质,使数量众多的胥吏成为高素质的群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安石的主张却从来没有被有效付诸实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地方治理中的一个缺憾。